桑给巴尔丁香红
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的奔巴岛位于印度洋西部，岛上盛产丁香，又称“香岛”。2020年9月，中国（江苏）第三十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来到奔巴岛阿卜杜拉·姆才医院，开启了援非之旅。
虽说有心理准备，但岛上的艰苦环境还是让我们“大开眼界”：这里常年湿热，病房基本没有空调，一次大查房下来工作服就已全部湿透；中午刚吃饭，一个电话就要去大抢救，又要经历一次汗水洗礼。我们自嘲是带着“盐矿”的医生。
在奔巴岛，队员们24小时当值。白天开诊、手术，深夜抢救病人或观察危重病人病情、组织施救。虽然疲劳，但看着成功救治的患者，心中很是欣慰。这里的孩子眼睛大大的，家长喜欢给他们画上浓浓的眉毛，每当他们病情康复，出院时对我们说一声“阿桑贴萨那”（斯瓦希里语“非常感谢”）时，泪水都会冲出眼眶。时间不会冲淡这样的记忆，只会沉淀到心灵最深处。
阿卜杜拉·姆才医院医护人员短缺，儿科只有3名医生。为尽快培养一支当地的儿科医疗队伍，我们从细节着手，整理一套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规范。我指导医护人员计算药品分次剂量，开展有创呼吸机的操作使用、新生儿窒息复苏流程、液体疗法等一系列教学讲座，让当地医生在培训中成长，业务能力尽快过关。
忙碌是常态。片刻闲暇中，思乡是最好的休息。万里之遥的江南古城是我们最深的思念，亲友的信息时刻牵挂着我们的心。作为员的爸妈每月都写首小诗，例如：“建党百年庆事多，援非医疗十月过，人在海外心向党，共庆建党一百年。”想起母亲，我便想起她的“援非梦”，还有母亲的老师周振德医生，那位50余年前在这里挥洒青春和梦想的医生，他的脚印还在吗？
母亲是一名眼科医生，也曾被选拔为援坦桑尼亚医疗队预备队员，但未能成行。她常说，这是今生的遗憾。她的感慨不光因为自己，还因为没能接替老师圆梦。
母亲的老师周振德医生，我称他为“公公”，这是江苏人对家族长辈的尊称。他是江苏第二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队员，援外工作时间是1968年1月至1971年2月。援非前，他是盐城医专附属医院（今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）的眼科教授。
公公于20年前病逝。他生前数次对学生们说起非洲，说起那里的海天一色、雨林苍苍，说起那里的异域风情、纯朴民风，说起他对治病救人、培养出许多当地学生的欣慰……母亲说，公公只要说起非洲，眼里就有很亮的光。从那时起，母亲便下定决心要去援非，这样的梦想点亮了母亲和整整一代人的青春。我出发前，母亲和舅舅特地翻拍了一些老照片，希望我能去公公工作过的纳兹莫加医院看一看。
阿卜杜拉·姆才医院院长哈吉曾对我讲起他的经历：上世纪70年代初，他在纳兹莫加医院跟随中国医疗队接受了5年培训，还被选为留学生，到江苏新医学院留学，获得了大学文凭。回国后，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。哈吉抬头望着东方，动情地说：“中国在那边，那里有我的好朋友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取下办公室最显眼位置上的一张大合影，那是他在南京留学时和中国老师们的合照，我看到了年轻的公公的身影。他惊奇地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公公吗？我在纳兹莫加医院培训时，他也在那里。我到中国后，他给我们上过课，他是我们的好朋友！”
我立即把照片传回国内。当天晚上，舅舅在家中也找到一张同样的相片，还有一本名为《辉煌的足迹——江苏省援外医疗队派遣40周年纪念文集》的书，他把其中的一个章节《美丽的眼睛》拍照发给我。那些几十年前的文字，记录下公公与一位名叫奥玛的眼科医生做白内障手术的经过，而这位医生后来成了阿卜杜拉·姆才医院的首任院长。次日，我把这一信息告诉哈吉，老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，握着我的手反复说：“太巧了！太好了！”
哈吉院长请护理部主任阿里联系和他同住一个村的奥玛医生。几天后，我们一行三人在阿里的带领下，驱车到达坎甘尼村。7月的奔巴岛正是丁香花盛开的季节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，家家户户庭前屋旁都晒满丁香花。刚进院，一群孩子蹦蹦跳跳地叫着“亲呐”（斯瓦希里语“中国”）迎接我们。大门前的屋檐下早已铺好崭新的地垫，奥玛医生起身欢迎我们，他很清瘦，面容慈祥，声音温和。
虽然已是89岁高龄，奥玛医生依然耳聪目明，英语也说得很流利。我们围坐在他的身旁，我拿出了公公的照片，他沉思片刻，然后有些激动，连连点头说：“啊，是的，周党员！周教授！他是援非医疗队的党员模范，也是我在中国的老师。”得知公公已经去世，老人一下湿了眼眶，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慢慢讲起那段往事：从1965年起，奥玛在桑岛纳兹莫加医院跟随中国医疗队的眼科专家学习，先后有两位中国眼科教授指导过他，其中一位就是周振德。
“周教授虽然比我小一岁，但他医术高超，我把他当做哥哥一样尊敬。”奥玛医生眼里闪着光。他说，当时中国援非医疗队门前有一面国旗，队里的中国党员都非常好。周教授曾给他讲授理论知识，指导他做过许多手术，虽然往事如烟，许多事已难记起，但当他听到纪念文集中提及的患者埃尔玛时，眼中再次泛起泪光：“这是一名糖尿病合并白内障导致双目失明的病人，也是周教授指导我第一次独立完成手术，让病人重见光明。从那以后，我便开始独立完成眼科手术了。”
“你的公公也在奔巴岛工作过。”奥玛医生说，1970年，奔巴岛的阿卜杜拉·姆才医院成立，奥玛是第一任院长，中国援桑医疗队派遣一个小组从温古贾岛转来奔巴岛工作，“周教授就在小组里”。这让我的心再次悸动！我问奥玛医生，当年周教授有没有提起过家人？他摇摇头，说当时援非医疗队里的党员是最忙的人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还经常帮其他队员替班。老人记得周教授来桑给巴尔时是30多岁，一待就是3年，“我想他一定是想家的，只是太忙了，就把思念都藏在心里。在忙碌的工作中，他给病人带来光明，培训了许多当地医生。”
奔巴的暖阳照耀着我们，在飘着丁香花清香的微风里，我们和奥玛医生挥手告别。
站在阿卜杜拉·姆才医院门口的大樟树下，我想到，公公和当年的援非医疗队员在艰苦条件下救治了许多病人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本地医生。中国医疗队与桑给巴尔人民间的深情厚谊如同弥漫山野的丁香花，融入当地人的生活。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孩子，见到我们都会叫上一句“亲呐，你好！”我身边的本地医生，有许多从中国进修归来，也有人申请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准备求学深造。我的小病号们喜欢学中文，希望长大后去中国学习。两国人民的友谊就这样不断延续、加深。更让我难忘的是，奥玛医生后来托人带来口信：他多年前见过中国医疗队带来的五星红旗，奔巴岛的丁香花晒干后颜色火红，他想把那些花送给中国医疗队员，因为“你们带来的红色是火焰，请把非洲的火样情感带回中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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